第四篇章军事法治建设须强化党的领导

  回眸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事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军事法治建设必须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在我党成为执政党地位之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必须有一整套法律制度作保证。军事法治建设以维护这套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成为应有之义。

  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宪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颁布,以及1982年宪法确立了国家、国防和军事制度,都是以根本法和军事法的形式确认和保障了党对国防和军队的领导,还是1997年国防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领导”,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军事法治建设正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命题,注重从法理上坚决捍卫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才能以法的强制力捍卫军魂不动摇,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依法有序进行。这是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为我军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提供根本保障,从而实现依法治军与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统一。无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还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表明了只有强化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将党的决策部署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使之成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军事法治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从而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落实到军事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坚持和完善军委主席负责制度的规定,通过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和相关工作机制的健全,对于严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贯彻落实,确保全军不折不扣听从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指挥,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事法治建设必须与国家法治建设协调发展。军事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以宪法为根本法律依据,与国家法治建设协调发展,又要从国情、军情出发,努力把国家法治建设的普遍要求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建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更好地实现国家法治建设与军事法治建设的协调统一。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证明,国家法治建设的兴衰决定着军事法治建设的兴衰。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事例表明,国家法治的健全与发展,为军事法治的完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军事法治建设的发展,也丰富了国家法治建设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习主席明确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一个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整个国家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军队法治建设必须抓紧。近年来,无论是军事立法工作还是军事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等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国家法治建设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趋势的推动。我军法治建设始终与国家法治建设协调发展、同步推进,才能在破解国防和军队建设难题中不断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军事法治建设必须以维护国防实力和部队战斗力为主旨。“兵者,国之大事也。”军事法治建设必须着眼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的维护,必须着眼部队战斗力生成,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出发点。军事法治建设如果离开增强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军事法治建设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环节,保障和提高战斗力是军事法治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事法治建设如果坚持这一标准和价值,国防实力就能大为增强,军心就稳定、士气就高昂,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就会倍增。

  上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和军队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律规范,实行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军人勋章荣誉制度等,对于增强国防兵备力量建设、增强部队凝聚力、打造一支能战斗的人民军队起到了重要作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前期,由于军事法治建设被阻滞,许多行之有效的军事法律、法规被废弃,致使军队员额严重失控,管理松散,纪律松懈,军事训练中的各种事故屡屡发生,极大地危及了国家安全,也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削弱了部队战斗力,损害了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事法治建设以强军目标为牵引,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向法治要战斗力、以法治促战斗力、用法治保战斗力”成为军事法治建设的新要求,并已经初见成效。如不断加强和完善体制编制立法,使军队的编成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促进战斗力的生成;完善作战条令,不断强化司令机关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军事管理法规,严明军队纪律,向管理要战斗力;建立和完善军事教育训练法规体系,实现依法按纲施训,不断提高部队训练水平;通过军事法律规范促进团结协作,聚合战斗力,等等。

  ——军事法治建设必须服务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重大改革必须依法有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军事立法工作在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例如,1954年兵役法的修改,把传统的民兵工作和预备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国家有了必要的常备兵源和积蓄雄厚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兵源,减少了国家的军费支出,有力地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1975年提出的“编制就是法律”,迟尽未能实现的症结,也是法律措施严重滞后于改革的症结。

  近些年来,虽然军事立法出台数量不多,但军事立法体制机制在革弊鼎新中得到不断健全,新颁发的军事法律、法规制度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增强。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法治意向的重大任务。国防和军队改革只有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改革和立法衔接协调,才能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

  2015年军事设施保护法修订,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前,首次实行立法前评估工作。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首次以国家法律授权决定的方式,明确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涉及军官职务等级、军衔、职务任免、教育培训、待遇保障、退役安置等制度的调整和变更,可不受现行现役军官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等法律具体条款规定的局限,授权组织制定具体办法和试行范围,待改革措施成熟定型后,再适时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在军民融合、军人退役安置、体制编制、训练监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近年来,人们看到的涉及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武警部队体制、军民融合、反腐倡廉、全面停止对外有偿服务等一系列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彰显了军事法治在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的强大威严和不凡力度。